民族主義的實踐:中國“站起來了”的歷程

 

(文/秦暉)在兩次世界大戰中,中國都進行了正確的“站隊”,成為戰勝國之壹,這是民國外交的巨大成功,對“中國站起來”具有重大意義。對此,我們不能不給予公正的評價

關於民族、民生、民權的“三階段”說

民國歷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進步,還是在民族獨立方面。曾經有人在談到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時說:孫中山先生的“三民主義”在中國意味著三個階段: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站起來了,實現了民族主義;改革時代中國人民富起來了,實現了民生主義;今後的任務,就是要進壹步解決民權主義的問題了。

1945年6月26日,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,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上,簽署《聯合國憲章》。 (聯合國網站/圖)

這個說法的確有見地。盡管民族自立、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在中國的具體實現(含將來可能的實現)時間,有不同的說法,但實現的先後順序,大概就是那麽回事。只是要補充兩點:

壹是,“中國人民站起來了”並非只有“民族”的含義,“民權”的含義恐怕更重要,如果民權主義不能實現,最多只能說“中國站起來了”,那和“人民站起來了”還是大有區別的。而“中國人民站起來了”,僅從簡單的語義上講,也應該是兩者的共同實現。

如果只講“中國站起來了”,那麽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壹直就站得很好,現代民族解放的目標如果只是回到那種狀態,還叫什麽“新中國”?何況僅從領土上講,今天的中國比鴉片戰爭前的清帝國不也還差得遠嗎(僅從外蒙和外興安嶺兩個方向就不言而喻)?因此我們應該明白,現代民族主義的本質本來就是“國民主義(nationalism),而不是“國家主義”(statism)。

二是,即便僅就“中國站起來了”而言,它“實現的順序”與“爭取的順序”也有所不同,爭取民族、民生、民權的鬥爭,應該說是同時開展的。中國人爭取民權的歷史,卻並不比為民族、民生的鬥爭晚——如果不是更早的話。

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,就是推倒皇權,爭取“民權”,實現民主共和。雖然這壹革命的“民族”色彩也很突出——有些人認為更加突出,但那主要是“驅逐韃虜”、“排滿興漢”的民族性,與後來“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”的民族主義,不是壹回事。而且辛亥時期,無論革命派、立憲派乃至清廷新政派,都對庚子時的“反動排外”記憶猶新,十分反感,因此這時的鬥爭,各方都對列強示好,不能爭取到列強支持,也是希望他們中立,至少並沒有擺出對抗姿態。

民國時期的外患主要來自日、俄

但民國建立後,中國與列強的國家利益矛盾就凸顯出來。尤其是日本與俄國這兩個近鄰,給中國帶來的“外患”,是晚清以來前所未有的。可以說,民國時期的中國,對於其他列強,只有把清末喪失的權益收回多少的問題,沒有進壹步喪失的問題。而日俄兩強的胃口,卻比清末時更大,民國政府對日俄的抗爭,是極為艱苦的。

而且,這時日俄兩強的侵華,與晚清西方列強的侵華,性質上也有所不同。後者主要是謀取“在華利益”,盡管很多確實是不正義的強權利益,但是他們並不想滅亡中國,把中國變成他們統治的殖民地;他們與中國的戰爭是局部性的,中國戰敗後喪失給他們的主要是藩屬和邊疆,除了香港和各地租界這類據點,沒有涉及漢族居民為主的大片土地。

日本就不同了,不僅清末就通過甲午戰爭割去了臺灣(以漢族居民為主的壹個省),進入民國後,胃口更加膨脹,先是提出“二十壹條”,然後出兵侵占東三省,最後更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,在其自以為得手時,竟公然叫囂不以民國政府“為談判對手”,擺出壹副吞並中國的架勢。“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”,誠非虛語!

俄國方面,雖然在民國時期經歷了由沙俄到蘇俄的變化,但其對華野心完全是壹脈相承。

晚清時,俄國就是列強中侵占中國領土最多的壹個,而且也是首先對大片漢族居住區——東北——下手的,日本人可以說是其學生。日本侵略東北的兩大先遣力量“滿鐵”和“關東軍”,就是沿襲俄國東清(中東)路和遠東軍的先例。如果不是在日俄戰爭中失敗,東北就是俄國人的了。

進入民國後,日俄兩國在東北也是且鬥且和,但都以中國為犧牲。蘇軍1929年借中東路事件大舉入侵東北、攻陷海拉爾等地、重創東北軍的“成功”,不僅為兩年後日本發動“九壹八”事變奠定了信心,而且連事變的借口都為日本人所復制:兩年前,蘇聯人出兵,借口是中國侵犯了他們的鐵路權益;兩年後,日本人制造“柳條湖事件”,也說中國破壞了他們的鐵路。

更有甚者,蘇俄在武力挫敗中國收回中東路權益的企圖,嚴厲報復了中國之後,卻把中東路全部賣給了日本,後來更成為軸心國以外承認日本人制造的“滿洲國”的惟壹重要國家。

更嚴重的是,俄國雖然在入侵東北上輸給了日本,但在中國北方和西北卻取得了更大的成功。清末民初沙俄策動蒙古“自治”,民初北京政府出兵重新控制蒙古、恢復主權後,蘇俄又揮軍入蒙,擊敗中國軍隊,使蒙古“獨立”,並從此駐重兵於蒙古,直到蘇聯解體,使蒙古成為蘇聯的衛星國,並附帶吞並了懸隔於蒙古以北的大片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。

此後,蘇俄先與日本交互承認滿、蒙“獨立”,實際上是聯手瓜分中國領土,後借日本瀕敗之際,參加對日“最後壹戰”,不僅把日本敗後中國收回的東北權益又切去了壹塊(中東路、旅順大連等),完全恢復了沙俄在東北的昔日“光榮”,還借中國內戰之機,先後要挾雙方承認蒙古獨立,從而成為列強中惟壹成功地把侵華成果永久化的國家。

盛世才投靠蘇俄

而更少被今人提到、但絕非不重要的是:蘇俄在西北也曾取得了不亞於在蒙古的進展。

1930年代,蘇俄出兵幹預新疆內戰,扶植盛世才成為“新疆王”。盛世才治下的新疆,雖未宣布“獨立”,但完全脫離民國中央政府的控制。蘇聯不但給盛世才大量軍援,還派出蘇軍精銳機械化部隊,常駐新疆——不是駐在國境附近,而是駐在新疆面對內地的門戶哈密壹帶,明擺著就是防範內地中國軍隊入疆。

那時的新疆,拒掛中華民國國旗,而掛盛氏政權的“六星旗”,新疆不理會中央政府,完全自行其是地發展“蘇新關系”、簽訂各種投靠條約。盛世才本人還秘密加入蘇共,持有1859118號黨證,並立下效忠誓詞。新疆境內的五個蘇聯領事館和大量蘇聯顧問,成為盛氏的“太上皇”,而蘇聯中亞也公然設立了五個不屬於中國外交部的新疆“領事館”。

盛氏新疆不僅體制高度“蘇化”,甚至還按蘇聯的步調,在新疆內部搞“肅反”、“鎮壓托派”之類的政治清洗。現在人們都知道盛氏“背叛革命”後殺害了毛澤民、陳潭秋等中共烈士,卻很少提到他“革命”時就按共產國際旨意,大搞“紅色恐怖”,自行殺害、捕送蘇聯殺害和配合中國的“斯大林派”,殺害了為數更多的“托派”,包括俞秀松、李特、黃超等著名中國共產黨人和杜重遠等左派人士。

所以毫不奇怪,當時民國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曾有名言:“人常雲,不到西北,不知中國之大;可再加壹句,不到西北,亦不知中國之危。”蔣介石則將新疆與東北、外蒙壹樣視為外國占領區:“新疆已成為東北,當忍之。”(轉引自王建朗:《試論抗戰後期的新疆內向:基於〈蔣介石日記〉的再探討》,《晉陽學刊》2011年第1期)

當時人們心目中,新疆與外蒙壹樣都是蘇聯控制區,則不言而喻。雖然沒有公開宣布“獨立”,但事實上盛世才確曾建議新疆獨立後加盟蘇聯,只是蘇聯認為時機未到,沒有同意而已。可以說,那時盛世才依附於蘇俄的程度,比偽滿依附於日本、外蒙依附於蘇聯的程度,或許稍遜壹點,但是比據稱是“日本走狗”的張作霖、段祺瑞,則高出不知幾個數量級,南京民國政府受英美影響的程度與之相比,簡直不值壹提了。

從國家主權的角度講,新疆、蒙古與東北,當時無疑都是最能體現中國“到了最危險時候”的典型地區。

因此,整個民國時期“中國站起來了”的鬥爭,對象主要就是日俄兩強,向西方列強“收回權益”,只是次要的問題。這是認識民國時期中國所處國際環境的壹個基本點。

國內鬥爭、列強爭奪與國權維護

而當時中國國內所處的亂世,對於外爭國權而言,也有兩方面的影響:

壹方面,中國的“內亂”自然影響對外禦侮的能力。中國參與逐鹿的各派政治勢力,都不同程度地借助外援,而所有的外援無論打著什麽旗號,也都不是“無私”的,都有“藉仗義之美名,陰以漁獵其資產”(譚嗣同語)的動機,也都借參與中國內爭來擴大自己的勢力。

但另壹方面,逐鹿的各方為爭取政治合法性,又都不同程度地把反對“帝國主義”(主要是國內對手所依附的列強)作為“政治正確”,並抨擊對手的對外依附。在沒有真正的多黨憲政的情況下,這種互相抨擊也形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多元制約,從而確實也對各方擴大對外依附的可能性構成抑阻,不像大壹統時代那樣,無所顧忌的皇帝可以忽而向所有列強“同時宣戰”,忽而又“量中華之物力,結與國之歡心”。

同時,各方列強的在華角逐,對他們各自的企圖也是壹個多元制約因素。尤其是,為了支持他們各自扶植的力量,常常會“歸還”壹些已攫取的權益,以增加這些力量在國內鬥爭中的政治合法性。

抗戰時期,日本與英法等西方國家都競相放棄租界、治外法權等在華權益,蘇聯在1949年與新中國的談判中承諾減少其在東北的權益,都是這方面的例子。當然,日本人把權益“歸還”給自己的“兒皇帝”,只是作秀而已,但西方列強與蘇聯的上述行動,顯然是有利於中國的。

那時,日、俄兩強在中國擴張勢力,都打著幫助中國對抗“西方帝國主義”的旗號。當然,他們彼此也支持自己在中國的依附者對抗對方的擴張。而當時的歐美列強,英美法在華基本上沒有大的矛盾,德國本是野心勃勃的後起列強,從巨野教案、攻占青島、掛帥八國聯軍、滲入膠濟沿線,19-20世紀之交其在華擴張勢頭之猛,堪比日俄。但是德國在“壹戰”中戰敗,終止了這壹勢頭。

此後,德國雖在歐洲重新掘起,並與英法對立,在中國則由於利益不多,與處於利益守勢狀態的英法也沒什麽沖突,因此除了在二戰中因同盟關系挺日反英法外,在民國的大部分時期,德國也屬於在華“西方”陣營,甚至在早期中日沖突中,從參與李頓調查團到不滿南京大屠殺,德國的態度也與英美相仿。

所以,那時列強在中國,主要就是日、俄、“西方”(以英美為主)三方角逐。

在這種情況下,中國對抗日、俄侵略擴張的鬥爭,容易得到西方的同情。這種同情,雖然也並非“無私”,而且由於美國的孤立主義和英法的守勢,在除抗戰時期以外的多數時段,都顯得軟弱無力(用當時批評者的話講,就是有“綏靖”傾向)。

但另壹方面,同樣正因為美國的孤立傾向和英法的守勢傾向,英美法借幫助中國抵抗日、俄為名,擴大自身對華侵略的危險,可以說很小,而在關鍵時刻(如華盛頓會議和抗戰時期),他們壹旦放棄孤立和守勢,對中國的助力確實很大。

相反地,在中國向西方列強收回權益的正義鬥爭中,日、俄不僅不幫忙,反而構成更大的阻礙(說詳下),而日、俄打著幫助中國反抗“西方”的旗號擴張自己勢力的險惡企圖,則很容易魚目混珠,國人如果把握不住底線,就會構成致命大害。

蘇俄支持孫中山、盛世才時都打著“反帝”旗號,自不待言,日本人也擅長玩這壹手,它發動侵華戰爭的理由,居然是要從“白人帝國主義”的控制下,“解放黃種人”,團結“大東亞”各國,來擺脫“西方殖民主義”的壓迫。日軍在攻占西方租界時,曾強迫白人拉黃包車,讓中國人坐著招搖過市,接受歡呼鼓噪,以煽起“大東亞”的“反帝”情緒。

偽滿、汪偽也都以“反帝”(英美俄)作為投靠日本人的借口,就像盛世才以“反帝”(英美日)作為投靠蘇聯的借口壹樣。

評價民國時期外交的標準

平心而論,當時中國國內真正“自力更生”、除思想影響外沒有受到外部實力支援的政治力量,大概只有“第三方”,即知識分子為主的中間派,其成員在思想史上可能頗有影響,在當時的政局中卻不成氣候。

而成了氣候的力量,第壹都有武力,第二都要借助外援。所以簡單地貼“愛國”“賣國”的標簽,恐怕是不管用的。從有利於“中國站起來了”的角度講,評價它們的標準應該有這麽幾個:

參加1945年聯合國國際組織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合影。代表團正式成員10人,團長是行政院代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。自左至右,分別是施肇基(高級顧問)、胡 霖、董必武、顧維鈞、宋子文、王寵惠、吳貽芳、李璜、張君勱。魏道明、胡適不在其中。胡適因為不同意蘇聯提議的常任理事國具有壹票否決權的主張,未在憲章 上簽字。 (聯合國網站/圖)

第壹,對外依附的程度,是像偽滿、汪偽那樣完全是“兒皇帝”,像1942年前的盛世才那樣基本是外國代理人,還是像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那樣基本上獨立自主,只是在“弱國無外交”的情況下,才有對外妥協之舉?

第二,對外依附的代價,尤其是在壹些明顯有損於中國、卻有利於自己黨派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問題上,持何種態度?外援並非“無私”,通常都是有“代價”的,而且這個代價不只是“口惠”,必須是“實至”,能夠做到這壹點,必須有相當權力。所以歷史上的專制者都是“愛國”的——“國”幾乎就是他家的私產,他豈能不愛?但同時也只有他們最能“賣國”——老百姓想賣也賣不了呀。孫中山在密謀革命爭取外援時,曾對日本有很糟糕的許諾,但是當時的孫中山是在野力量,沒有什麽權力,日、俄在華攫取的權益並非是他奉送的,如果他當政後真的這樣做,那就是另壹回事了。

而寧可自己失敗,也拒絕出賣國家權益的正面典型,則是盛世才在新疆的前任金樹仁。在新疆出現反金政變時,蘇聯曾表示願意出兵為他平定事態,條件當然是金必須像後來的盛世才那樣,聽命於蘇,金的部屬多希望他接受,但金寧願失敗下野,也拒絕引狼入室,並毅然向部屬發出通電:“我不能圖壹時之快,遺萬世之譏。諸君應以地方為重,勿以我為念。”

金氏歷史上有功過是非,但此舉確實難能可貴。

民國時期其他的壹些勢力,就不能像金樹仁那樣決斷,為取得外援,他們願意付“代價”,但也還是有底線。例如,張作霖就是有限地依附日本,但不願越過底線,最後遭遇皇姑屯之禍。孫中山當年為爭取蘇聯援助,也付出了代價,但他的底線更是明確,從今天披露的檔案看,他與蘇聯的矛盾其實很大,如果他晚去世幾年,他的“聯俄”能否聯得下去確實是個問題,這不僅僅是誰“背叛”與否的問題。君不見就連陳獨秀,這個中國共產黨的創黨總書記,最後都被蘇聯“逼反”了嗎?

第三,對外依附的選擇。從理想角度講,不靠外援或只接受“純潔”的外援而振興國家,當然具有道德美感,但其實很難做到。然而即使接受了不“純潔”的外援,並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處於依附狀態,選擇仍然是重要的。

民國時期的壹些漢奸,以“曲線救國”來為自己賣身投靠的惡行辯護,當然令人不齒,不過我們也確實看到,中外歷史上的確有很多通過忍辱生存,終於實現國家東山再起的案例,有的是對敵忍辱以求最終滅敵——典型的就是我國古代越王勾踐的故事,有的則是通過依附於某個列強,“以夷制夷”戰勝敵人,甚至還有依附外力先擊敗自己的同胞,然後自己強大起來再把當初的“主子”幹掉的。

當年莫斯科大公投靠蒙古金帳汗,靠蒙古人撐腰,狐假虎威地統壹了羅斯諸國——包括擊敗了不肯屈服於蒙古人的羅斯同胞諾夫哥羅德,最終壯大到把金帳汗國也打敗了,莫斯科公國就是靠這種不光彩的辦法,成功“掘起”,變成了沙俄帝國。

其實莫斯科大公當初投靠蒙古人,攻打不屈的羅斯同胞,確實很像是“漢奸”行為,但是這當然不能給我國的那些漢奸提供解脫理由。

關鍵就在於,這種“對外依附的選擇”,又包括兩個方面:

壹是從功利角度,在國際政治環境中選擇最有利於自己國家權益發展的依附對象。

莫斯科大公投靠的蒙古汗曾經強大了很長時間,長到足以讓莫斯科在其卵翼下坐大,但後來蒙古人又“適時”地衰落了,坐大後的莫斯科得以反客為主。否則,蒙古汗要是像汪偽投靠的日本那樣很快就垮了,莫斯科就可能成為殉葬品;而如果蒙古汗壹直強大,莫斯科就只好壹直做兒皇帝了。

二是從價值角度,選擇最有利於本國社會進步的依附對象。

莫斯科的故事發生在野蠻的中世紀,那時它所處的交往環境中,並沒有什麽更先進的文明(蒙古人在宋朝看來是落後的遊牧民,但與當時諾曼海盜遺風之下的羅斯諸國相比,並不落後,後來羅斯的賦稅制度就是跟蒙古人學的)。

如果換到近代,假如某國依附於納粹德國而壯大,而且為虎作倀擊敗了民主國家,即便它像當年的莫斯科那樣成功,這種成功難道不可怕嗎?當年汪偽投靠的日本法西斯,正是這樣的邪惡勢力。像南京大屠殺這樣兇殘的大規模暴行,英美法是幹不出來的。

被侵略、被殖民,當然是壞事,但正如反對專制並不排除對不同的皇帝有不同評價壹樣,當年日本侵占英治下的香港,香港人民並沒有認為只是換了個“主子”,而是支持港英抵抗的。香港同胞對港英時代的感受,當然不同於韓國人或我國東北人民對日治時代的感受。不要說這是因為英國人的“奴化教育”比日本人成功,中國人其實最清楚兩者的區別。

當年,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活動,幾乎都是在英法租界(美國在華基本沒有租界)進行,壹旦被英法租界巡捕抓住,首要的營救措施就是盡壹切可能防止被引渡給中國政府。因為落在“英法帝國主義”手裏,還能生存,而壹旦落到“中國主權”之下,必死無疑。

但是,落到日本人手裏的共產黨人就從來沒有防止引渡之說,也沒有哪個共產黨人認為被日本人抓住,會比被國民黨抓住強。毫無疑問,日本法西斯遠比英法野蠻、殘暴,這不是泛言反殖民所能遮蔽,更不是什麽“黃種反對白種”、“東亞反對西方”的日式“反帝”詭詞所能顛倒的。

兩次正確“站隊”的重大意義

從以上三個方面看,民國時期代表中國主權的中央政府,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後的南京政府,其外交和國際政治行為是相當成功的。尤其是與既顢頇自大壹味虛榮,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,不懂外交也不諳世情的清朝相比,這個時期中國的外交進步非常明顯。

我們只要看壹個基本事實:1840年以來的清朝,和平、統壹的時段比民國長,1840年時清帝國與列強的實力差距,也不比民初大,但是清朝外交,基本上就是壹連串的喪權辱國。而基本處於“亂世”之中、國力相對更為孱弱的民國,在向西方列強“收回權益”和抵抗日、俄新的侵略這兩個方面,反而都成就卓著,對此不能不給予公正的評價。

北京政府與南京政府,當然都有壹定程度的對外依附,他們彼此之間以及與中國其他政治勢力之間,也為此互相抨擊。但平心而論,這兩個政府尤其是南京政府,在依附程度上與國內其他政治勢力相比,還是最小的。

這或許不是因為他們更加“愛國”,而是因為他們的談判地位更為有利,但無論如何,他們都不是“兒皇帝”,也都沒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國勢力的附庸。他們的領導人也希望獲得“友邦”的支持——包括支持自己打內戰和鎮壓國內反對派,但畢竟這些領導人不需要“國際”的批準與“遠方”的任命。

由於實力不強,他們在盟國中也受過氣,但就說蔣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為吧,他在抗戰最危急的關頭,對幾乎是惟壹救星的美國人,也還是敢於頂撞的(頂撞的對不對是另壹回事),而不會百依百順,更不至於為消除“為首者”的懷疑,就主動迎合,投其所好,去火中取栗。

民國外交的成功,首先表現在那個時代國際政治的兩次大變局,即兩次世界大戰中,中國都進行了正確的“站隊”。

應當說,這並不容易,因為珍珠港事件前,美國長期實行孤立主義,並沒有刻意“拉攏”中國,而英法那時被視為衰落中的列強,對急於“掘起”的中國來講,其榜樣的魅力,遠不如後來居上、成功“趕超”的新興強國德、日——當時世界上壹些急於翻身的老大帝國,如奧斯曼土耳其和西班牙,都是比較親德的。而日本對北京政府、德國對南京政府的影響,也曾經非常大。

這樣的背景下,中國在關鍵的變局中何以能選擇與英美法而不是與德日結盟(壹戰中日本雖屬協約國壹方,但中國參戰是支持英法,與日本無關)?

主要的原因,當然是日本欺人太甚,德國又是日本的盟國;而列強之中,美國在近代欺負中國最少,並且在巴黎和會、華盛頓會議、中國收回利權運動和抗戰等主要關鍵問題上,都同情和支持中國。

但應當說,辛亥後孫中山以下許多國民黨要人的英美背景,英美(尤其是美國自容閎留美運動和庚款辦學以來)對中國教育的影響,以及早自晚清徐繼畬、郭嵩燾以來“反法之儒”對民主共和的好印象,也起了作用。

中國人搞民主共和,盡管“尚未成功”,中國人也並非不知民主國家對外也會自私,但對民主共和的向往,還是明顯影響了中國人在國際政治中的傾向性,甚至激進的中國人對蘇聯的好感,在相當程度上也與此有關(當時很多人都把蘇聯的制度想象為壹種最激進的民主)。這些潛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視。

兩次“站隊”,對中國國家權益的增進是非常顯著的。眾所周知,二戰時的“站隊”,使中國成了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壹(當時俗稱“五強”),這是多少比中國發達的國家幾十年夢寐以求而至今不可得的,也是迄今體現“中國站起來”的最大標誌性事件(下文還要提到)。

而壹戰時“站隊”的收獲,今人很少談到。

當時中國只是派出了華工,付出遠小於二戰,收獲也無法與二戰相比,但也很重要:中國借宣戰之機,壹舉廢除了對德奧兩國的所有舊條約,不僅終止了德國在華擴張的勢頭,也開啟了此後廢約外交的先河。

盡管巴黎和會不尊重中國的戰勝國權益,引起了國人的公憤,但正是這公憤,使與民權相關的民族主義(即不同於古代“精忠報國”“夷夏大防”觀念的近代民族主義)在中國出現了第壹次高潮。而隨著巴黎和會上被忽視的中國權益在華盛頓會議上得到重視,中國不僅確實收回了德國遺下的侵華權益,並且順勢開啟了持續的普遍“廢約”“改約”談判,取得了壹系列成果。

同時,中國雖然拒簽和約,但仍以戰勝國身份,以參加“壹戰”和巴黎和會為契機,開始介入國際事務,參與多邊政治遊戲,並在國際聯盟中積極活動,與清末中國的國際孤立(庚子時甚至是國際厭棄)狀態形成了鮮明對比。

兩次大戰間,雖然中國因為實力太弱,仍然被(主要是日俄)欺負,但國際上普遍同情中國。日、俄對滿、蒙的侵占,長期不被國際社會承認,這在當時崇尚實力政治、習慣接受既成事實的國際上,是很罕見的。

盡管在二戰前,這種同情顯得軟弱,但日本為此退出國聯,蘇俄對國聯也素有惡評(我們以前也跟著罵國聯,現在看來是不對的),反過來恰恰證明了,這種同情並非可有可無。經過國人在抗戰中的壯烈表現,戰前國聯的同情,演進為戰後“聯合國家”的尊敬,這是中國成為“五強”的基礎。

民國時期中國軍隊對外國侵略的抵抗,可歌可泣,非常慘烈,但由於國力與體制的問題,戰果常難如人意。於是,正確的“站隊”,就顯得尤其重要,用前述三個標準來講,就是在盡可能地保持獨立自主的情況下,付出最少的國家權益損失代價,選擇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贏家、價值上最文明進步的陣營壹邊,使陣營的勝利成為中國的勝利。正是這樣的選擇,使中國在民國時期兩次成為戰勝國之壹,這對“中國站起來”具有重大意義。

反法西斯性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,中國參加的壹方,既是勝利者,也是正義者,自不待言,就是第壹次世界大戰,正義性雖不及二戰,但從國際政治的功利而言,中國如果選擇不參戰或參加另壹方,結果都會非常糟糕:如果不參戰,就不可能借機對德奧廢約,也很難啟動由此發端的普遍改約。而如果參加另壹方,只要想想同為“老大帝國”的奧斯曼土耳其由於在這次大戰中“站錯了隊”落得什麽下場,就很清楚了。顯然,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國的選擇是正確的。

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,中國如果被汪精衛等親日派引入歧途,不要說當什麽“兒皇帝”,即便是作為自主的盟國,與德意日法西斯搞到壹起,那後果也不堪設想:如果日本獲勝,那麽中國也不過與日治下的韓國相當,戰敗了,中國的下場會比奧斯曼帝國還慘!至於什麽聯合國“五強”之壹,那就更是想都別想了。

當然,由於實力弱,中國作為戰勝國的權益,無論是在壹戰後的凡爾賽體系,還是在二戰後的雅爾塔體系中,都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,尤其是建立凡爾賽體系的巴黎和會,被中國人視為國恥,還引發了“五四”抗議;但是也應該看到,凡爾賽體系對中國的不公,後來在華盛頓會議時得到了相當的彌補,正如雅爾塔體系的不公,在斯大林死後也得到了相當的彌補壹樣。

總的來講,中國在這兩次(尤其是後壹次)正確“站隊”中的獲益,對“中國站起來了”是非常關鍵的。當今國際上經濟比中國更發達的德國與日本、人口比蘇、美眾多而發展也很迅速的印度、同樣從老大帝國的衰落中通過變革脫胎換骨重新掘起的土耳其,都與聯合國“五強”無緣,而中國早在1945年就有了這樣的地位,這兩次正確選擇無疑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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